水源地的变迁与十堰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1938年3月，正是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时刻，为保证老白公路战略通道畅通，国民政府交通部特发“公路字第253号”函：查该路关系重要，所有路基，桥涵、渡口应即要改善，一律加强，以利军动。饬迅速办理。1938年6月4日，徐州会战溃败之际，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电报：湖北省政府何主席鉴：查修建老白公路路面所需公款，兹准由本会补助30万元，不敷之数本省自筹 派员赶速修筑为要。6月17日，黄河决堤后，为达成军事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电湖北省政府，要求对老白公路：应星夜赶筑，限7月完成。6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次来电：襄十路段以军事关系，大部自动破坏。刻修筑临时便桥、便道，军事上运输重要，责任甚大，由湖北省建设厅加派一精干工程师，负该路养路责任，并与沿路政府协商征工抢修，以克服“军运载重车难能通行，危险甚虑”之忧。1938年11月，李宗仁率部移驻老河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及湖北省府鄂北行署一起搬迁到均县。如此多的军事和政府机构来到，均县成了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政冶、军事、交通的枢纽，连接前线和后方的老白公路的负担更重了。1940年6月，日寇发动突击，长江水道桥头堡宜昌沦陷。这意味着日军切断了自长江进出川的水道，由此一来，老白公路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南阳、邓县、淅川、均县、房县成了抗战前线的堡垒和通往后方的屏障。但这个堡垒并不坚固，1943年12月，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驻守河南的汤恩伯望风而逃，日寇西面进逼潼关，南面攻取南阳、襄阳，老河口沦陷，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率部退驻郧县黄龙滩，湖北西北部大门洞开。老河口距均县不足百里，老河口陷落，均县岌岌可危。为截断老白公路，日军飞机开始对谷城、均县、竹山、竹溪等老白公路沿线县城进行轰炸。当地驻军与百姓已成惊弓之鸟。所幸此时太平洋战场日益吃紧，日军主力大批南调，中国战场战线太长，剩余日寇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国内抗日战场进入僵持局面。1945年3月，已经陷入全面失败的日军再做垂死挣扎，为破坏地处豫西、鄂西北的中国后方空军基地，切断中国大后方与前线的运输通道，日军大本营决定对豫西、鄂西北发动进攻。占领老河口飞机场和切断老白公路军事交通枢纽是日军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老河口位于汉水东岸，抗战时期是鄂北、豫西、陕南的重要陆上交通，也是老白公路的起点。老河口向东北方向经邓县、南阳、驻马店、许昌、郾城可直达豫东、皖北、苏北、鲁南等敌后战场。中国的军队、后勤物资从四川大后方通过老白公路向上述战场调拨，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这是通向敌后战场的生命线。由老河口向西北经内乡、西峡、商南、丹凤、商县、蓝田可通西安。向东则可直达枣阳、武汉。除了地面交通外，中美联合空军在老河口设有一座飞机场，是对日军发动攻击的前线机场之一。攻占老河口既能消灭中美空军的前线机场，也能切断老白军事交通枢纽。日军的计划是由驻郑州的12军担任主攻，从鲁山、舞阳、沙河店一线急袭突破中国守军阵地，迅速攻至西峡、老河口一线；第39师团由荆门向北沿汉水以西攻占襄阳、樊城、谷城，从东南面进攻老河口；第一军派出一部由黄河以南的陕县出击，从西北面威胁老河口。国民政府称此次战役为豫西鄂北会战。蒋介石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要求是：“掩护机场，巩固川陕之门户”。中国军队参加会战的部队有：第一战区10个军25个师，第五战区9个军20多个师，第十战区1个军6个师日军于3月22日发动进攻，日军110师团由内乡、西峡攻向淅川。115师团一部直扑老河口，另一部攻向老河口西北约45公里的李官桥、均县一带，以控制汉水上游地区。骑兵第4旅团进攻老河口飞机场。战斗打响不久，日军便来了一个“黑虎掏心”，企图通过特战部队长途奔袭，一锅端掉设在均县草店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没想到由此在均县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场上千民众自发地追杀鬼子的活剧。3月29日凌晨，日军第12军军部电令进攻老河口机场的骑兵第4旅团旅团长藤田茂组织一支“特别挺进队”，向老河口西北50公里处的均县草店镇突进，奇袭并歼灭设在这里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日军骑兵第4旅团第26联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樱井元彦奉命率骑兵30余人化装成中国军人立即出发，30日下午，樱井元彦部到达草店附近。一路上，看到附近驻扎了很多中国军队，樱井决定到晚上再发动突袭，于是他带领部队潜入山边的一个小村庄，想先在这里隐藏起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草店，李宗仁等大批高级将领都在这里指挥前线战事。长官部周边也有一些警卫部队，老白公路经常有军队调动，周边的村子里经常有中国军队驻防，当地的百姓见到中国军队已经习以为常，经常和当兵的拉拉家常。现在看到来了一支骑兵部队，村里的村长赶紧过去打招呼，问需不需要安排休息的地方，村里的几个孩子也凑过去。谁知这些人不理他，一个个哑巴一样都不说话。村长觉得奇怪，他再多说几句，这些军人却一个个躲躲闪闪，不和他打照面，一个和他说话的人中国话说得结结巴巴很不通顺，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这位村长一下子警觉了：这帮军人不像中国人，不像中国人为什么又穿着中国军人的衣服呢？由于地处抗战前线，当地的村子都组织了“抗日自卫团”，这位村长立即转身想去召集“抗日自卫团”的人，由于他动作仓促，日军发现露了马脚，立即向他开枪，枪声一响，村子里顿时炸了营。群众有的跑去向周围的驻军报告，有的敲锣高呼有日本鬼子。听说有日本鬼子到家门口来了，周围村庄的抗日自卫团和群众都抄起家伙杀来。据史料记载，赶来的百姓有近千人之多。周围的驻军也围了过来。日军原打算偷袭，没想到在警觉的中国军民面前一下子露了马脚。日军不过30多人，在潮水般涌来的中国军民面前，樱井只有决定撤退。日军利用夜暗拼命狂奔，一路上不断遭到截击，死伤大半，最后仅剩下十余人逃回原出发地。这是均县人民群众自发地也是唯一一次在均县境内打击日本侵略军。这次战斗的意义特别重大，如果让日军偷袭得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遭到的损失就不堪设想。这也是均县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的一次重大贡献。偷袭第五战区司令部未能得手，日军遂展开正面猛攻。3月27日日军占领襄阳，3月28日占领樊城，3月30日占领南阳，4月1日占领淅川，激战一周后，4月8日，攻占老河口。但此时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大批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赶到，日军无法守住既占地域，不得不逐步退回原出发地。豫西鄂北会战4个月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些日子，中国军队的军车、炮车，军队眷属车组成的车队日夜行驶在老白公路上，成为一条不见首尾的汽车长龙，据当地百姓说，这是他们见过最多汽车的一次。老白公路本是一条等级较低的土基砂石公路，本来基础就很差，现在成为前方通往后方唯一通道，交通流量越来越大，来往车辆太多，远远超过公路的负荷。车辆运行“昼夜不停，路面上层的沙泥小石，磨蚀净尽，底层大石裸露，峥嵘排列”，很多车的轮胎经不起石头的剧烈摩擦而爆胎。道路本来就窄，车辆爆胎造成车辆拥堵，由于担心日军飞机轰炸，只要车队一堵，任何飞机的轰鸣和枪炮的炸响都会引起人群的骚乱。为了保持这条战略公路的畅通，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财政部仍旧再次拨款30万元维修老白公路。整个抗战期间，为保证这条重要的战时生命线的通畅，老白公路沿线的老河口、均县、郧县、郧西县以及陕西的几十万民工，无论晴雨冬夏，靠着肩挑手扛，几乎终年奋战在老白公路上。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工朴实憨厚，衣衫褴褛，缺衣少食，贫困交加，他们用自己的赤脚、双肩和满是老茧的双手，保证了老白公路的畅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畅通的老白公路是他们无言的集体丰碑。新中国成立后，老白公路几经翻修，逐步提高等级，一直是陕西、四川经湖北襄樊联通南北东西的重要通道。直到2005年10月，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从江汉平原一直伸进秦巴深处，接通陕西、重庆、四川，老白公路才彻底减轻了负担。但它仍在服役。二 “三线”建设与襄渝铁路与公路相比，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更具优势。修通四川通往长江流域的铁路一直是当政者和四川人民的心愿。中国的西南，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以及巫山、大巴山从四面拱卫着一块神奇的土地，这就是四川。自从秦国的李冰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成了富足的粮仓，这里就成了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在中国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四面群山拱卫可以保卫四川的安全，但也制约了四川的出路，上苍留给四川人进出的天然通道只有一条滚滚长江。但进出长江受制于地形水势，鬼斧神工的长江三峡扼守着四川进出的咽喉，狭窄的水道，巨大的落差，暗礁密布的险滩，顺流而下太险，逆流而上太难。古人出于军事目的，曾不避艰险，试图在大山的缝隙中找到另一条出路，他们在难于上青天的秦巴大山中架设栈道通向陕西，但这种让人胆战心惊的道路仅能供人单向穿行，无法成为大规模货运的坦途。修筑出川通道成为多少政治家的梦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诗人的感叹，也是现实的写照。独特的地理交通环境使四川与国内政治存在着时间差，“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迁都重庆，也是利用四川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打通四川对外的通道，既有利于中央政权对四川的控制，也有利于四川民众和四川资源在国内的交流和互通有无。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就希望利用新兴的铁路技术，打开四川通往湖北的道路。湖北位于长江中部，省会武汉九省通衢，打通湖北，意味着四川通向全国的大门洞开。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五月，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光绪皇帝，获准由川人自办修建一条东起湖北汉口西至四川成都，长约2000公里的川汉铁路。获准后，1906年元月，川鄂两省商定，决定首先从宜昌动工，先修宜（昌）万（县）段。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三月，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宜昌工程局，1909年10月28日宜万铁路开工。修铁路是中国内政，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强行要挟清政府从西方列强手里借款修川汉铁路，改商办为官办。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屈从于外国列强的压力，宣布取消商办，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命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两路修筑权和两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清政府将拟议中的川汉铁路一分为二，京汉铁路广水段接线至宜昌段，经襄阳、荆门至宜昌，约600公里，由德国人负责承建；宜昌起至四川万县，约300公里，由美国人承建。满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11年5月，四川人民首先群起抗议，掀起“保路运动”，组织“保路同志会”，全国各地纷纷呼应，坚决反对将筑路权给予外国，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清政府调大量武昌驻军到四川镇压“保路破约”运动，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灭，川汉铁路也无法继续下去。

未完工的川汉铁路是清朝政府腐败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民国年间，蒋介石也曾希望继续修建川汉铁路，但国内政治局面使他有其心无其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也将目光投向川汉铁路，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听取川汉铁路方案汇报，希望川汉铁路早日上马。但川汉铁路要穿越秦岭巴山，川汉交界处的湖北利川县齐岳山是川汉铁路的关键障碍，要修川汉铁路，首先要打通长达10公里的齐岳山铁路隧道，当时国内尚无能力开凿如此长距离的隧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太多，资金也是一个大问题。鉴于20世纪50年代初通车的宝成铁路已打开一条出川通道，解了燃眉之急，川汉铁路由此搁置。60年代起，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一直发展到双方在边界地区兵戎相见。1964年8月4日，美国声称其军舰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海军鱼雷艇的袭击，悍然派出海空军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并有意将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也想趁火打劫，叫嚣要“反攻大陆”，派出多股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登陆，想在大陆开辟游击区。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认定，战争离我们不远了。为接受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教训，中央决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战略后方。薄一波回忆道：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洪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我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吕正操、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对上述各项工作，确定由专案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用8、9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分别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序幕。所谓“三线”是当时全国的战略区域划分，一线是沿海沿边，二线是中国中部，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在中国的战略纵深地区，即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计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使之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可靠的战略后方；第三步是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