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创建与发展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巨大贡献

 

甘 桐 文

新四军第五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皖湘赣边区坚持抗日的主力部队。是由部分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逐步发展起来。

1938年，日军侵入中原地区后，豫南、鄂中、鄂东、鄂南各地中共党组织，先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五师部队的创建，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由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6月，中共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在四望山会议，确定将鄂中、鄂东、豫南等地武装，统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1940年1月改为豫鄂挺进纵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时，将在豫鄂边区坚持抗日斗争的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旅及三个纵队。

八年抗战中，五师对敌作战1000余次，歼灭日伪军41100余人，解放了90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人民，建立了7个专区、39个县级民主政权。作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先念，对这支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爆发后十五个月的经验，批判了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消灭敌人之目的”的全民族总任务；决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等组成的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他带领三十余名团级干部和一个红军排随中原局领导干部于12月前后抵达确山县竹沟镇。从此，中原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坚实的领导中枢，使豫鄂边区抗日力量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而李先念正是中原局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精神、大力发展敌后武装斗争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杰出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决贯彻刘少奇关于第一、第二、第三都要抓武装的指示精神，队伍实现滚雪球式的发展

中原局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向党的干部明确地提出了豫鄂边区抗日斗争“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的口号，并将分散的抗日武装和游击队尽可能地统一和集中起来，以便形成一支我党独立领导并能打开中原抗战局面的部队。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武汉外围，汇集党的武装力量，扩建一支新四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随后召开的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从竹沟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抽调两个中队和60余名干部共160余人，组成由李先念（化名李威）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

1939年1月中旬至5月间，李先念率领这支游击大队，先后进入豫南、鄂东和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与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有关指示，帮助他们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不断发展抗日武装力量，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军，迅速地打开了这些地区的抗战局面。1月17日，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在黄龙寺同中共豫南特委和特委领导的信阳挺进队会合，又南下信阳与应山交界的四望山。在四望山接收黄绍九领导的一部分抗日青年自卫大队，人枪约百余，这时部队共约500余人。当李先念同志来到信南谭家河时，又与张裕生、周映渠、任子衡领导的我党信南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汇合，此时的挺进支队已达1000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挺进支队。行起军来，已是浩浩荡荡的一股抗日铁流了。李先念马不停蹄地从豫南到信罗边，到鄂东、鄂中大洪山，接连不断找当地地下党组织，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全会精神。

大别山是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区，这里有我党大量的革命火种。为了弄清情况，李先念同志委派周志坚和任子衡同志赴铁路东进行武装侦察和联系，这时又遇上蔡韬庵及蔡玉坤所领导的又一股革命力量。经过几股革命力量的汇合，挺进支队才正式命名。除留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发展和坚持外，挺进支队大部分力量又开始南下鄂中。

     李先念听说孝感出了一个“许大人”，便派人查找，才知他就是大革命时期，我党留下的革命火种，退役干部许金彪同志。他所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有4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还有被服厂、机械所和卫生院。驻扎在孝感中和乡，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但敌人就是对付不了。万一发生情况，都是当地群众掩护他们。不久，许金彪双手捧着党证与李先念会面，成为李先念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骨干力量。后来又有鄂东的五大队、六大队和八大队部分人员的大汇合。自身队伍从最初160余人的独立游击大队，到1945年8月大反攻之前，发展到5万余人，并在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处的74个县境内，解放人口1300万，建立了7个专区、38个县民主政权，是新四军7个师中发展最快、兵员最多、根据地面积最广的一个师，以“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闻名全国。多次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局、新四军军部的赞扬。

二、适时地整编队伍，发扬政治建军的优良传统，打造出一支铁的部队

各地党领导的分散的武装被汇集后，为了统一指挥，增强战斗力，防止被敌顽各个击破或吞并，李先念等从1939年5月到1940年1月先后对分散的游击队进行了三次统一整编。5月在赵家棚实现了新四军独立大队、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和中共应山党组织领导的两个中队等三部分的会合，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杨焕民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6月京山养马畈会议上，汇集了豫南、鄂中党领导的各支抗日武装，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各团队都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大队设政治教导员，中队（连）设政治指导员，以后，排里设政治战士。不仅大大强化了队伍的政治工作，更是在鄂中高举起新四军的旗帜。1940年1月党领导的豫南、鄂中、鄂东抗日武装进行第三次统一整编，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下辖9个团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不久去延安，由任质斌代理），进一步地加强了各级党委、总支、支部的建设。同年8月，主力部队的团队在大队、中队、分队分别改称团、营、连、排，向正规化迈出一大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指出：“挺进纵队是一个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

由于五师是在多支小型武装的基础上整编而成的部队，其中有游杂武装，也有伪军，且革命队伍内部也是成分复杂，其中出身于农民的占到90%以上，这些刚刚脱离或脱离农村不久的农民，他们虽然具有民族与阶级觉悟，但同时又存在着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狭隘自私，激烈斗争下的动摇等不良习气。为了教育和巩固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部队，把它建设成一支真正的党军，以李先念为首的第五师领导核心，一直把从政治上建军摆在重要的地位，对这支部队不断进行教育与改造，通过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最终使其成为了一支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部队。

五师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松过对干部的培养与教育工作。确山县的竹沟、黄安县的七里坪、应城县的汤池之所以被称为发展鄂豫边敌后游击战争的三个战略支点，就是因为我们党集中了较大折力量在这些地方开办了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都成为我各地党政军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特别是由朱理治等同志主持的竹沟“教导队”、“新兵队（即党训班）”及电台、机要、卫生、司号、供给、妇女等各种训练班，共培养出各种政治、军事干部三千余人，为新四军七个师中的三个师提供了强有力的建军基础。

五师对干部的培养有着较强的计划性。抗大创办之初，就明确规定自己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任正规军排、连、营三级军事干部，其中十分之七能兼任不脱离军职的政治工作职务；培养部队连、营级政治干部”1942年至1943年期间，五师曾就创办教导队问题发出过两次专门指示。要求把“大量培养和充实下层干部，迅速地提高下层干部的军政水平”作为更加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和对付严重局势的关键问题来抓。狠抓在职干部的教育，是干部深造的更为普遍的办法。陈少敏同志在1941年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加强部队中干部的学习》的文章，号召干部“主要靠自修”的办法，“以连为单位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实事求是地、认真地进行学习。

在思想建设方面，五师确定“加强干部的党性锻炼——以此作为检验政治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之一”。1940年8月召开的“八一军政干部大会”，1942年开始的“战时整顿三风”、“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起形成高潮的“彻底肃清国民党影响及提高干部阶级意识”的教育运动，及以1944年“高干整风班”为代表的整风运动的全面开展等等，都是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转变干部的世界观为根本宗旨的。这种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所进行的教育运动，对于促进五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强化政治教育的同时，制度上也狠抓落实。1942年10月，五师发出了关于《严格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的训令，把遵守群众纪律当成是“尊重军队的命脉”来看待，强调“对于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分子要给予应得之制裁，对于党员、干部违犯纪律者要加重处分”。在执行这一训令中，五师除着重坚持正面引导和教育外，也确实惩办了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不可救药分子”。11月，李先念亲自批准处决了第五师中的两名腐败分子。

1943年5月，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依照当时“不论职务高低，贪污公款5元（指银元）以上者军法处置”的纪律条例，在河滩上将贪污公款6元钱的六连连长绳之以法。枪声一响，团政委周庆鸣面对全团将士，作了一席震撼人心的讲话：6元钱，数字并不惊人，但是大家要牢牢记住，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信心和能力打败日本强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铁的纪律，血的纪律。

三、施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艺术，为游击支队创造良好作战环境

李先念自竹沟南下之初，就树立了非常明确而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统战思想：广交友，不结仇，求发展，抗敌寇。

在统战工作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李先念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必要的时候，认清对象，采取文武兼备也会收到较好统战效果。

1939年1月，李先念由地方党的负责人文敏生陪同，在四望山的碉堡里握有200余人枪的国民党信阳县流亡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达成了联合抗日、统一指挥等协议。后来又在刘子厚陪同下，到大洪山做爱国人士、原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范一的统战工作，经过彻夜恳谈，允许新四军在鄂中地区开展活动。接着由陶铸陪同，在随县均川店杨氏祠堂会晤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三专署主任石毓灵，让石毓灵默认了新四军活动的合法性。李先念又在曹获秋、钱俊瑞陪同下，拜会了国民党第45军127师师长陈离，得到对方赠送的一部15瓦电台和一幅军用地图，并商讨了协同作战问题。以后，李先念只身闯入反共老手、国民党鄂东第10纵队司令蒋少瑗的指挥部。扼制了蒋的反共气焰。李先念与刘少卿闯入国民党安陆游击兵团第3支队，促使大队长严叔端与新四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又到小悟山庄，去做国民党第19游击纵队第4挺进支队刘梅溪的统战工作。交谈中，刘梅溪大骂红军出身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领导“许大人”（许金彪）“祸国殃民”。让李先念看透了刘梅溪反共顽固派的嘴脸，从而知道了许金彪高举抗日大旗在敌后艰苦战斗的情况。

金龙章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党员，后被江西督军方本仁所骗，金不甘心寄人篱下，只身回到鄂南拉起队伍，最后当上了“司令”，控制着鄂南一带。李先念综合分析金龙章的有关情况后，派人与金取得联系，并专程将金接到“鄂大”长住，对金晓以民族大义，亲自做深入细致地劝导工作，金终于感动了。他为了实现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的承诺，先后将他的两个团从伪军中拉出，加入到抗战行列，编入新四军第五师。在平汉路路两侧，有曹、胡两支武装，曹省三率领导的是一支曾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游击队，共300余人；胡翼武部是一股地主游杂武装。胡部勾结日寇，作恶多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为了稳固与曹的统战关系，使之发展成一支抗日武装，并铲除胡翼开这颗毒瘤，李先念果断决定，组织一场联曹击胡的战斗。李先念亲率独立游击大队与曹部密切配合，很快将胡的司令部摧毁，活捉10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这次战斗，震动了国民党安陆县第二区（赵家棚）区长兼第三游击支队长杨弼卿，邀请李先念进驻赵家棚，主持召开安陆、应山、孝感等县国民党官员和地方开明绅士合作抗日大会。会上，新四军战士配合李先念的演讲，高唱起“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抗战有希望，两党团结中国不会亡”的歌曲，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不仅使中和乡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时为开辟安（陆）应（山）孝（感）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41年3月，我鄂东独立团在 希蕲边韩思桥地区与国民党第五战区桂军收编的河南地方武装沈光武部队相遇，我团正在对该部进行火线统战时，沈部一个大队来援，独立团被迫迎击，俘其大队长沈训谟及以下50余人，独立团当即向沈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诚恳希望他与我军合作抗日，并在生活上予以优待，沈训谟倍受感动，发誓不再参加反共内战，此后一直与我军保持了友好往来。

李先念率领着抗日武装，长期孤悬敌后，周旋于敌伪夹击之中，他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文以和言相劝，武以刀枪相争，使那些处于观望、徘徊的武装势力渐渐趋向抗日一边，使鄂豫边区的抗日力量不断扩大，极少数顽固派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综上所述，在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创建与发展中，李先念始终以赤子之心，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并由此成为民族和人民的骄子，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长留青史，永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