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校在武当山区活动述略

刘修康 2014/10/10 12:10:44 资料中心

郧阳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郧阳属国民党湖北省第八专署行政区，专署机关设在郧县城关，辖郧县、郧西、均县(今丹江口市)、房县、竹山、竹溪6县，也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的辖地。由于郧阳与川陕豫三省交界，境内和周边均系秦岭和巴山余脉交错的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老(河口)白(河)、汉(中)白(河)公路连接东西，汉水横穿郧阳全境，这里自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的后方，也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理想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抗战爆发后，平津沪相继被日寇占领，特别是武汉形势吃紧，郧阳在外地读书的一些青年陆续返乡，还有从山东、河南、武汉、襄阳等地学校转来一批师生到郧阳山区后方任教和就读。当时，在郧县成立的联合中学(简称联中)，就有2000多名师生。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也先后迁到武当山草店一带。

     一、中共郧阳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一批抗日救亡团体云集武当山区

     1938年9月，武汉失守前，国民党顽固派取缔了较为出名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中华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青年救国团”、《蚁社》等组织，实际上是对抗日民族力量的镇压，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狰狞面目的大暴露。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湖北省委从战略高度出发，认定武汉、襄樊沦陷后，鄂西北武当山区将成为理想的抗日战略要地，并考虑到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态度比较开明，有可能以武当山草店为中心，建立类似河南确山竹沟镇的抗日后方及鄂西北根据地核心区。因此，先后将党内外知名人士及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救国群众团体迁到草店一带。当时迁来的群众团体及知名人士有：

      1、五战区军民文化站。武汉失守前，周恩来与李宗仁谈判达成协议，即由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派党员和文化界爱国著名人士在五战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全国救国委员会委员、党团书记钱俊瑞任文委主任，副主任胡绳、曹荻秋、李伯余等，文委机构设在襄樊。文委成立后，一是接办《鄂北日报》，社长钱俊瑞兼，胡绳任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二是在文委下成立军民文化队、站。共有3个队和20个文化站，在鄂西北各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民运工作。当时在均县设有两个文化站和三个分站(即均县城关和草店各一个站，习家店、浪河、石板滩设有分站)。各站和分站负责人均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

      2、乡促工作团(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工作团)，其宗旨是发动农民抗日救国。

      3、战教会(湖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湖北省委派党员江津负责，把由河南转到襄樊来的“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改名为“湖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

      4、小教服务团(武汉小学教师组成)。

      5、战时儿童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团体)。抗战爆发后，日寇进攻迅速，国土急剧沦陷。为避免大批落难儿童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妇女慰劳抗日将士总会”的名义，由爱国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发起在武汉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1月，邓颖超在汉召开会议，建立第一个战时保育院。推举宋美龄为总会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李德全为保育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后相继在四川、湖南、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地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

      1938年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组织人力、物力把武汉地区儿童保育院迁到均县草店，驻在遇真宫内。保育院有难童150人，工作人员10余人。难童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3岁。罗叔章任院长。

      6、新知书店。设在均县城，出售进步书刊，如《全民抗战》、《平型关战役》、《抗日的八路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

      7、草店妇女救国会。是草店地区的爱国妇女组织。

      8、儿童剧团。由逃难到草店的儿童和当地儿童，以及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孩子组成，约30人。

    上述群众团体均有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此外，草店地区国民党五战区干训团、五战区第八政治工作队，国民党七十七军部及军官团，其中都有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组织。抗日名将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就是一位身份特殊的秘密党员，五战区干训团军政教官和八中队政工队队长也都是共产党员，真可谓群英荟萃武当山。但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及其组织，因工作保密，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而迁驻武当山草店地区的抗日救国团体中的共产党组织，或公开或秘密地为恢复和发展郧阳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郧阳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自大革命失败后，郧阳地区党组织，除郧县还有活动外，其余各县基本上停止了活动。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均房苏区党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有少数党员也转入地下活动。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活动严加限制。因此，中共湖北省委于1937年冬到1938年春两次派遣中共党员骨干到郧阳地区开展活动，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均遭夭折。第一次，湖北省委派安天纵等，以湖北省教育厅乡村巡回宣传队的名义赴房县、竹山等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竹山县组织“青年读书会”、“乡村工作促进会”，创办《抗日三月刊》、《乡促通讯》等，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借口“行动越规”，迫其离开竹山。不久，鄂北中心县委派党员傅淑华、傅汝弼兄妹2人到竹山活动，但未成功。1938年5月，湖北省委派曾在应城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该训练班是通过统战关系开办的)学习过的20几名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湖北省建设厅乡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到郧阳各县开展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到郧县的有于祖光、张光然；到均县的有陈平、展应读；到郧西的有郑建安、毛仁村、白吉之、常哲之；到房县的有庞进禄、邹则民、曾陶坤、鲍瑞琴、吉维之；到竹山的有华绮霞、叶涤、叶严冰、向宇澄；到竹溪的有聂子俊、叶延斌、王述宏。鄂北工委书记左觉农(夏忠武)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郧阳6县党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郧阳专署乡村合作社总负责人，名为巡视员。7月，左觉农抵达郧阳，积极与各县乡村合作社中的党员联系，经过一段努力，各县均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也初步开展起来。但仅月余，国民党政府便以乡村合社指导员等“思想歪曲，秘密活动，有谋叛企图”等莫须有的罪名，突然将左觉农和各县指导员软禁起来，下令停办合作社，党的活动也因此停止。后来，省委通过上层统战关系的营救，才将他们释放。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左觉农等立即撤离郧阳，聂子俊留竹溪县坚持斗争，但不久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中共均州工委成立。1937年9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合作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对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也处处存有戒心。特别是在国统区对共产党更是严加控制，对真正的抗日救国活动并不支持。因此，在国统区的郧阳，如何把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为日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首要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冲破国民党的统治，积极恢复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秋，中共鄂北特委为加强对迁移在武当山区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并通过群团中党组织的力量，帮助恢复发展武当山区党组织，决定在草店成立中共均州工作委员会(简称均州工委)，书记赵石，组织委员吴克，宣传委员郑建安，江津负责青年工作。均州工委成立后，认真贯彻1935年5月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等指示，中共长江局《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的方针、原则，积极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驻草店的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在均县丹江以南的地区(称南区)，一方面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取得联系，一方面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1938年冬，南区由鄂北战教会在回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黄正夏、饶崇健、饶世勤等，并在浪河黄龙山成立了南区第一个党支部，饶崇健任支部书记。在均县城关，发展了程兴中、宋麟先和山东流亡学生李昌文等。在汉江以北地区(称北区)，与河南省交界的黄川一带，由河南淅川县地下党负责人周尚杰(又名周尚友)，帮助发展了由南阳回乡的知识分子郭伊川、黄绍鲁、黄子中、范丕显等入党，并成立了中共淅均支部，郭伊川任书记。1939年2月，中共均州中心县委成立后，该支部归属均州中心县委领导。

    2、中共均州中心县委(亦称均郧房中心县委)成立。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在武汉的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兼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以周恩来兼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央决定，将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划归中原局领导。1938年1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相继成立鄂中、鄂西北、鄂豫、鄂豫皖四个区党委，并确定党在沦陷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在国统区的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准备武装抗日和支援敌后抗日斗争。

    1939年2月中旬，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英，在襄樊主持召开鄂北特委会议，传达中原局的决定，撤销鄂北特委，成立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组织部长张静超，宣传部长曹荻秋，委员王致中、邓一陶，候补委员安天纵。2月下旬，鄂西北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即二月会议)，决定成立襄(阳)光(化)谷(城)，南(漳)宜(城)保(康)，均州(亦称均郧房)，荆(门)当(阳)远(安)4个中心县委。均州中心县委驻草店，管辖均县、郧县、郧西、房县、竹山、竹溪6县党的工作。

    中共均州中心县委成立后，大大加强了对郧阳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从1938年冬到1942年春，全区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其中均县300名)；党的组织有中共竹房县委；均县南北两个区委，下设5个中心支部，1个独立支部，25个支部；郧县有总支1个，支部3个；竹山、竹溪各有1个特支；房县有支部1个；郧西有党员活动。

     3、层层举办党训班，加强党的建设。在均州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郧阳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并将发展组织与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相结合，重视对党员骨干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教育，并结合实际进行游击战术知识的学习等。均州中心县委和均县南北两区委分别举办党员训练班，培训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党训班均在山洞里开办。中心县委在赵石同志的主持下，在南区浪河黄龙山山洞里举办了一期党训班，郧阳各县共有2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时间10天。赵石同志以身示范，吃住在潮湿的山洞里，还亲自为党训班讲课，抓军事训练。均县南北两区委分别在均、谷两县交界的饶家新老屋场、杉树梁、菠萝岩、白洋坪和均淅两县交界的玉皇山等地举办党训班。南区区委书记黄正夏(陈宗煌)，区委委员饶崇健都为党训班讲课、参加军训。他们吃住在山洞里，生活异常艰苦。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郧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也迅速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均、房、谷三县边，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国民党均县县长惊呼为“陕北第二”。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国统区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均州中心县委按照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一切愿意抗日，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总方针和董必武同志要求湖北省地方党组织“要做到群众团体尽量分开，党组织绝对秘密的原则”，通过各种群众团体和各界爱国力量，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深入到广大城乡和社会各阶层，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更大的群众力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基本作法：

    一是通过各种报刊和书社阵地，大造抗日救国的舆论，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觉悟和热忱，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通过统战关系办有房县《抗战日报》，竹山县《竹山青年》，竹溪县《抗战建国半月刊》，郧西县《醒农周刊》，均县“新知书店”，郧县“书报流通处”等。“书报流通处”和“新知书店”售有《新华日报》和《抗战读本》等党的刊物。

    二是通过各种群众会议开展宣传活动。1938年12月，驻草店的群众团体联合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会上揭露、痛斥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在郧县体育广场纪念抗战六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动群众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有不少妇女当场取下金银首饰捐献抗日。

    三是通过开展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这种形式较为广泛，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驻草店的抗日救国群团与当地学校结合起来，办墙报、画报，组织文艺宣传队、“儿童剧团”等开展宣传活动。“儿童剧团”有30多人，大都是由七八岁至十四五岁的孩子组成。在文化站的辅导下，编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不仅在社会上演出，还到五战区干训团、八中队演出，并且步行60华里到均县城为国民党抗日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深受欢迎。1939年春节，李宗仁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后，亲切接见了孩子剧团的演员，并为他们题词：“抗战建国必须老者、壮者、少者齐心协力，克服万难，乃能完成不世之业”。

    四是通过城乡教育阵地宣传抗日救国。在城镇利用民众教育馆办成人文化补习班；在农村，根据生产特点，开办夜校、午校(午休学校)、雨校(下雨时)、牧校(放牧时)等，组织青少年学文化，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均县浪河和均谷房边一带到处可听到抗日歌曲，群众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昂。此外，在浪河乡饶家老屋祠堂里开办了手工业纺织厂、雨帽厂，由20几个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劳动，借此一方面为党组织活动筹集资金，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学习军事，为开展游击战训练骨干。

    五是组织、扩大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把一切愿意抗日的都团结起来，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城乡家家户户。郧县中小学师生，组织“抗日救国团”，农会成立“农民服务社”；竹溪县成立“抗日宣传队”、“抗日捉进会”；房县成立“抗日宣传团”；均县成立“农民抗日救国团”、“兄弟会”、“姊妹会”等，这些组织不分阶级和阶层，凡是愿意抗日救国的都可参加。同时，通过抗日救国活动，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为发展党员和向抗日前线输送新生力量创造有利条件。均县南区发展的一批党员中有些就是抗日救亡活动中培养出来的，还为河南竹沟的新四军部队输送了一批党员干部。郧县党组织为党领导下的山西抗日新军输送了40几名抗日骨干。

    六是做地方军政人员和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他们为抗日救国多做有益的事。如均县城里有个姓习的大地主是本地“红帮”大头目，为争取团结他，均县文化站站长、地下党负责人林滔，几次主动上门与其谈心，结交朋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做工作，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支持自己的两个儿子参加共产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他还帮助地下党做转移工作。均县浪河乡大地主张子重先生，认为共产党是干正经事的，支持其五个子女参加共产党，并为抗日活动提供物力财力援助。南区区委委员饶崇健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国民党专署的科长，一个是区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其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为地下党开展抗日游击战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在均县北区，地下党通过统战关系，从国民党政府机要人员中获得不少情报。特别是每当反动军警要搜捕地下党员时，就有人向党组织通风报信，避免了损失。驻草店的儿童保育院院长罗叔章，以民主人士的公开身份，与附近的开明士绅搞好关系，并且与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交往甚好，争取他们对保育院的物资支持。李宗仁到草店干训团视察工作期间，罗叔章主动请他到保育院视察并给工作人员作抗战形势报告，李宗仁视察后对保育院的工作予以赞扬。

    爱国民主人士李振凡、王慧芝夫妇，为掩护地下党、支持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工作。李振凡是湖北省建设厅的工作人员。武汉沦陷前，被老友邀请到鄂西北督修老白(老河口到白河)公路工程，任督工处会计，全家均搬到草店镇工程办事处，住在一个单门独户的院落里。草店文化站负责人经常到李家做统战工作，与李结交了密切关系。李振凡夫妇是爱国进步人士，积极拥护抗日，尽力为抗日救国群团提供物力支持。此后，草店文化站就设在他家里，受到李振凡夫妇的细心保护。一次国民党军警和乡保人员以查户口为由，要搜查文化站，被李振凡先生拒绝，使文化站得到了保护。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草店地区抗日救国群团人员奉上级党组织指示实行转移，李振凡夫妇帮助他们转移，并代为保护党的秘密文件。同年6月，均州中心县委在浪河老屋场石洞里办完党训班时，国民党特务要抓赵石等，李振凡将赵石等人藏在家里，免遭了敌人的捕捉。李振凡一家，不仅爱国，还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是党组织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

    竹溪县爱国人士谭巽平，常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参议员等职务，掩护共产党的活动，支持抗日救亡工作。当他得知共产党员聂子俊因揭发国民党县长陈世航贪污捐献的抗日财物而被陈杀害时，便以证人身份向郧阳专署上告陈的罪行，并在五战区由胡绳同志主编的《鄂北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陈世航的丑恶罪行，迫使郧阳专署撤了陈世航的县长职务。

    郧阳地方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武装建设，准备与日本侵略军开展游击战。一方面加强对现有武装力量的领导和训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如在郧县鲍峡区，有支在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赤卫队，一直活动于鲍峡、五峰一带山区，队长是共产党员赵斌。为加强对这支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整训，县党组织专门为赤卫队派了政治、军事教官。这支武装原有几十人，抗战时期发展到300余人。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的关系掌握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武装，以合法的身份为开展党的活动和抗日救国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均县南区区委成员饶崇健，通过其兄担任国民党区长的关系，当上了浪河乡联保主任；党员张业新、饶进儒分别任乡长和联保队副官要职。在任职期间，他们设法除掉了6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匪头子。在均县北区，地下党掌握了百余支枪。他们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土匪头子马登豪等，深受群众的拥护。因此，凡是有共产党员掌握政权的地方，群众的抗日救亡情绪都非常高涨。坏人不敢骚扰，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也不敢来捣乱。在竹溪县，地下党以抗日宣传队的名义，在农村组织20几名爱国青年准备参加抗日游击战，还深入到国民党县自卫队中发展党组织，争取团结这支武装参加抗日。

    三、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地下党组织坚持斗争

    鄂西北党组织奉命转移

    正当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蒋介石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实行了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把矛头直接对准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国统区，国民党加紧强化法西斯政治和特务活动，破坏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939年元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成立防共委员会，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法草案》，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发动反共高潮。

    国民党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台儿庄会战后，退到襄樊，日寇进攻襄樊后又迁到老河口、均县一带。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故常受排斥。在此期间，李宗仁对共产党员采取亲善合作态度，因而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遭到蒋介石训斥，迫使李宗仁对共产党员采取了应变措施。他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返程途经草店，请干训团部分政治教官(共产党员)吃饭时说：“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制定的‘溶共’政策，不是容纳的容，而是溶化的溶，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好来好去，以后还是朋友”。第二天，他用车子把政治教官送走了，并给胡绳等人开了路条，要求在五战区文委工作的共产党员离开五战区。事过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便在鄂西北地区进行“清除异党”，取缔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并派遣特务监视李宗仁的行动。军统特务组织在老河口设立“调查局”，在草店开办特务训练班，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国民党五战区反动势力不断制造白色恐怖，加之1939年7月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军事部长项乃光叛变，使鄂西北形势更加紧张。鄂西北区党委奉命将党的领导干部和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部分撤到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竹沟；一部分转到鄂中、宜昌、恩施地区；还有少数党员利用统战关系就地隐蔽。由于党组织的转移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转移工作较为顺利，未遭大的损失。

    在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时，中共均州中心县委按照中央对国统区党的工作“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决定将党的工作转向农村和深山区，在武当山区进行隐蔽斗争。鄂西北区党委撤离后，中原局曾力图重建鄂西北省委，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原局和东南分局合并为华中局，撤销鄂西北区党委，原鄂西北区党委所属组织，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

    郧阳地区党组织转入隐蔽斗争

    1941年元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五战区的反动军警特务和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对鄂西北地下党组织和爱国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地破坏和镇压，公开捕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襄光谷中心县委书记张书武，送走最后撤离出去的一批党员，回家告别时被特务逮捕，后叛变投敌，供出襄光谷、均郧房、南宜保等县党的负责人和党员29人，并带领特务在谷城石花街诱捕了均州中心县委书记邓一陶及其妻子李曼中，邓被捕后叛变投敌。敌人为了在政治上彻底破坏鄂西北地下党组织，于1941年5月与叛徒张书武共同炮制并在国民党五战区《阵中日报》上发表了《邓一陶等462名党员脱党宣言》(下称《脱党宣言》)。这是一个骗局。在《脱党宣言》上所列人员中，有的早已离开鄂西北地区转移到延安和鄂豫边解放区；有的早已成为烈士；有的还在当地坚持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使鄂西北地区党的组织遭到很大损失。在郧县，1941年冬，敌人乘学校放寒假之机，对郧阳联中进行了一次突然大逮捕，由于没有准备，除少数党员逃脱外，有40余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被逮捕。在竹溪县，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了共产党员聂子俊。在均县，敌军警特多次对党员较多、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最活跃的南区浪河和均谷交界的邱家山等地进行搜扑和“围剿”。但由于群众的保护，敌人每次行动均遭失败。

    在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党组织积极应对，依靠群众继续领导地下党员坚持抗日救国的斗争。

    1、均县地下党坚持斗争。

    1941年夏，均县县委负责人黄正夏提议，成立“中共鄂西北工作委员会”，并针对国民党五战区特务机关炮制的《脱党宣言》，发表了《告鄂西北人民书》，揭露敌人编造的462名党员脱党的骗局。并将其刻印后从草店、石花街邮寄各地。工委白天隐蔽，夜晚深入群众中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并在群众的支持下处决了一个特务分子。

    为了做好与日本侵略者打游击战的准备，均县地下党在均淅交界的黄川山洞里举办了一期由党员骨干参加的游击战术训练班。

    均县地下党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黄正夏通过均县北区地下党员郭伊川、黄艺林等与河南淅川县地下党负责人周尚杰取得了联系。1941年5月，周尚杰在郭伊川家与黄正夏会面。周尚杰主张应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工作，并提议组建由周尚杰、黄正夏、马水平三人负责的中共均(县)淅(川)临时工作委员会(又称豫鄂工委)，领导均淅两县的斗争，对此，黄正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未被采纳。周尚杰还决定于同年11月下旬在淅川举行暴动。为迎接暴动，均淅两县党组织分别在两县边的四方山和淅川的上寺举办了为期半月的军事训练班，参加者50余人。训练班结束后，周尚杰派黄正夏召集均县南、北两区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实施暴动有关事宜，均县南区党的主要负责人饶崇健、饶世儒等不同意举行暴动，黄正夏做工作未果，南区来的党员撤回均县；北区两名党员参加了暴动。

    经过准备，均淅工委决定于11月19日在河南淅川县宋湾举行暴动，其目标是打击淅川县的土顽陈重华、宋星白等。举事前，由于叛徒告密和准备不足而夭折。暴动失败后，黄正夏、周尚杰一起转往鄂豫边区根据地。

    淅川暴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1941年11月，当国民党宋湾区长得知周尚杰要组织暴动的消息后，便杀了两个共产党员，并扬言要捉拿周尚杰、马水平等人。在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周等由于复仇心切，便盲目发动农民攻打宋湾区公所，要活捉宋星白，为被害同志报仇。因敌人早有准备，便利用地方反动武装镇压暴动者。而暴动人员中，除少数党员经过军事训练外，其他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群众，所以惨遭荷枪实弹的敌人镇压。更重要的教训是，当时暴动时机不成熟，盲目行动暴露了党组织，使群众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这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组织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2、郧县地下党坚持斗争。

    1939年10月，郧县党支部书记燕若痴被捕入狱，惨遭重刑，吐血不止，次年4月获保外就医，5月去世。郧县支部虽然停止活动，但隐蔽下来的党员仍然坚持斗争。1941年冬，郧阳联中总支遭破坏后，共产党员、联中学生继续秘密活动。1944年7月，在郧县城关成立了中共郧县中心支部，共有党员40余人，分别在联中、堰河、青曲成立3个分支，支持群众为抗日出力。当日寇从河南淅川侵犯到郧县边境时，党组织发动群众组成抗日义勇军，配合国民党抗日军队抗击侵略军。郧县地下党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和郧阳解放。

     3、均县地下党被迫转移。

    由于叛徒的出卖，加之均淅暴动的失败，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均县和均谷边界的地下党进行多次“围剿”，虽屡遭失败，但不甘罢休。1942年秋，以国民党郧阳专署保安团团长沈耀先为总指挥，集中了均谷房三县保安队和乡镇反动武装，对均县浪河和均谷边邱家山地区实行“会剿”和“驻剿”。悬赏捉拿均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均县地下党为了不再使群众遭受更大的灾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待时机，决定除少数党员就地隐蔽外，其余全都转移出去，寻找上级党组织。

    被转移出去的同志，四处奔波，历尽辛苦，受尽折磨，有的几乎丧命，但他们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找党，坚持斗争。如南区区委委员、均谷中心支部书记饶世儒，从1942年秋到1948年秋，6年时间7次找党，4次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每次都设法逃出，继续找党，足迹遍布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十几个县，最后在江汉解放区找到党组织，重新投入到革命队伍中。

    1943年春，当国民党军警又到均县江北地区“围剿”时，由于这里党组织在群众保护下隐蔽得好，敌人未能得逞。北区地下党一直坚持活动，直到均县解放。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人民战争。在八年抗战中，郧阳虽不是抗战的前方，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极其高涨，斗争的形势也错综复杂。抗战初期，鉴于形势的需要，武汉等地的一批抗日救亡团体云集武当山区，均县草店镇一度成为鄂西北地区宣传和动员抗战的中心，草店被誉为鄂西北抗战的“小延安”，郧阳地方党组织也由此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郧阳党组织从抗战大局和郧阳实际出发，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发展党员，宣传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抗日前线输送了一批党员干部和抗日骨干。在1938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中，中共郧阳地方组织领导党员和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抗日前线，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为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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