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锐，1924年1月12日生，家住南漳县东巩镇杜家坪村铁池庵。约1940年参军，在12军。不识字，不记得具体番号和长官名字，但能较详细地回忆在宜昌雾渡河作战的情形。老人身份证、证件资料等放在东巩街小儿子处，采访时未能见到。

口述：我一生都恨蒋介石。蒋介石把我抓走当兵，当时还小，还在放牛。我去的时候刚满16岁，长得多高大。抓壮丁把我们捆着。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要推算。当时抓壮丁，我跑到陆坪（东巩镇陆坪村）我姨妈那里。跑不成，抓了壮丁。现在一起几个老的都死了。

宜昌西边有个雾渡河，两边是大山，这边是国民党，那边是日本人。当时31军、32军挨着在。打仗给部队送饭，（日本人）高头发现了，用机关枪一扫，把送饭的打死了，一天一夜没饭吃，没水喝。他们有人说，我们打仗，你们不给我们吃饭。上边下命令，你们这边清早要上山，把他们换下来。我们找的老百姓的房子，茅草房子，叫他们做的饭，还割了一块肉，要求我们十分钟就吃完饭上山，我五分钟就吃完了。我当时想，宁愿做个饱死鬼，也不愿意做个饿死鬼。

我是重机枪，法国制造的，要不就是德国，法国当时是中立国家，中国在法国买的。

山上抬下来的死的，流的血跟下雾濛雨一样，到处都是。当时兵败如山倒。当时山上败下来的人很多。哪个不怕死呢？不准跑，跑了你跑就当场（打）死了。有的人是滚下来的，山上的树都有推倒了滚下来的，枪炮都甩在河里头。有的鞋子都没有。我的枪也甩在水里。没走好远，鞋子都没有，还下着小雨。从洞里跑出来一个老百姓，逃反的，我跟他商量，你是老百姓，日本人不得打你，你把鞋子给我，我脚上都在流血。他很害怕，说你莫打我，我给你下跪。我说我不打你，把鞋子给我。当兵的有的很凶，见到老百姓一上去就打一耳光，要他把鞋子脱下来，他们穿了好跑。我说谢谢。

雾渡河只过了一个半月，日本就投降了。上边说，你们今晚在山下休息，明天到宜昌，接收日本人的枪支武器还有服装。把仓库一锁，门上打上封条，不准动。我们一个班守一个仓库。

在宜昌，投降以后，日本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我看到老百姓把日本鬼子打死了三个，那是捆着在的。老百姓恨日本人哪。当初日本人也只给老百姓一天吃一顿饭。

后来搭五层楼的大船，开到汉口，说要开到台湾，把战俘送回日本，要过台湾。船到汉口，部队拦住了，说船上女人全部下来，中国女人日本女人都下来。在宜昌，船上有日本女人，有的跟当地人结婚，被锁在仓库，她的男人不敢去领。当兵的要打死他们，说日本人打我们，你跟日本女人结婚，要打他。

我不识字，军长、团长、连长都不知道。前几年还记得点，现在不行了。我记得我们班长，是广东人，也是拉壮丁拉的。两年多他打我三回。我很恨他。

第一回，我们开小差，抓回来，他把班里的人都集中，把开跑的人，两个人按住头，一人按住脚，每个人打五扁担。用扁担打屁股。那把裤子都打红了。我看不下去，扁担是长的，一头打在地上，一头打在屁股上，这样打在屁股上力量就轻了。班长发现后，打了我屁股三扁担。

第二回，有个新兵，说我妈给我的钱不见了，班长就叫全班集中来搜，全身都搜，鞋子也搜，没有搜到，就每个人手掌伸出来打了三棍子。

第三回，又有个小伙子开小差。他有手段，也恨他（班长）。他说，我要解手。他是才去的新战士，解手，班长派个人跟他去。他屙屎屙在手里，那个人在厕所外站岗，他把屎巴在他脸上，眼睛鼻子都是屎，他看不见，也不敢喊，因为一张嘴屎就掉到嘴里了。这样就跑了。后来抓回来了。没有别的说了，活埋。搞人挖土，中间打个桩，把他绑在上边，土搁到胸口。不超过胸口不会死。我上土，不想搞得太严实，轻轻地弄。班长说，你呀，和他一样，也想跑，又用扁担打我，所以我记恨在心。

我恨蒋介石。我当共产党，在鄂城当了一年连长。抓了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当时还没到台湾，国民党军队要打过来了，用刺刀朝他胸口刺了三刀，我怕他没死，用后墙屋檐下的木料把他砸死了埋在下边。不能用枪，怕听到了。我就跑了。我没读书，参加共军总司令是刘伯承。后来打徐州。我在广东防空部队，所以讨的老婆是广东人。

抗战以后老人的情况：据儿媳根据证件介绍，1947年参加解放军，在中南军区防空部队任连长，1955年11月14日复员，国家国防部颁发复员证。

生活状况：家里住二层楼房，据他儿子说，每月有补助190元。

采访印象：老人谈起被抓壮丁，愤愤不平。家境似乎尚可，房子在附近较好。儿子媳妇孝顺。老人身体不错，我们问路正好见到他，在路边锄草。听力不是很好，能交流，记得一些事情，但思路欠清晰。